今年五月，荔枝小姐拿到了纽约一所名校的研究生入学资格。在上海工作的麦先生将要和她相隔半个地球。
麦先生说：“我的老板告诉我，你还年轻，还有很多的选择。” 刚刚大学毕业一年，金融行业的麦先生正是打拼的时候，似乎确实需要放一放儿女情长。
“我还年轻，有机会地选择职业的细分方向和地点模式，可荔枝小姐只有一个，我不舍得，也不可以错过。”
只要遇到异地恋这个话题，若怯都会非常关注。“ 因为我知道，它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就在前几天，若怯刚刚一个人度过了和李方相遇的三周年纪念日，有时想起还是觉得很心酸。
那时，人在美国的李方了整整四个月，每天早上6点起来和若怯说晚安；当若怯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马桶里，李方二话不说就买了一个新的寄回来；两个人常常白天晚上语音不断，同时做着自己的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分开一样。
“ 当时在联合国实习，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还没聊够，他就回上学了。”狄狄说。在实习期，因为“ 研究国际 ”这一共同的兴趣，狄狄和童童一拍即合，即使将要远隔万里，也无惧无畏。
“异国的时光里，我们相互鼓励，他激发我学习发展的兴趣，我也渐渐给他生态的。这样柏拉图式的关系，没那么多柴米油盐的摩擦，过的很舒心。”
一个在青海自然区日日与牦牛野鹿为伴，另一个在美国高校沉浸在数字的纯粹之中，像大部分的异国情侣一样，他俩日常的沟通离不开两块4.7英寸的屏幕。
木木说：“有时哈哈看到一只小牦牛把玻璃顶了，或者一头小野猪从面前过去，都会兴奋地拍下来告诉我。我的数学研究有了些小突破，也会把发给她。”
Peter在美国上学时，每年回家时的惯例，就是被Vicky分一次手，再重新挽留。Vicky每一次同意复合，都是因为两人生活上实际交叉不大，分手不分手没什么太大区别，
今天，距离两个人正式分手已经两年多，Peter提起Vicky仍然滔滔不绝，“如果不是她，我可能不会考上这所理想的学校，是她改变了我的成长。我们分开这么久，我的择偶标准依然是：和她一样。”
当被问到两人恋爱时发生的罗曼蒂克的故事，方丈立马举出了一二三四，如他摔伤了腿也陪她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陪她参加健美操比赛等等。
而Cece却说：“没有想到什么罗曼蒂克的，想到的都是他我的种种。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穿得像个卖煎饼的；陪我参加健美操比赛时说我像是看门大爷......”
大Cece一岁的方丈在美国读书，参赛、实习、野外运动样样地生龙活虎，而Cece则过着相对平淡闲适的生活。
相隔两国的这些年，文字沟通所产生的歧义、共同成长语境的缺乏使得因为距离而产生的问题确确实实地发生着。
“八小时，八千公里，距离让我们错过很多彼此美好的时光。而距离也让我们在各自的忙碌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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