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掏不绝》是有“食神”之誉的朱振藩畅谈中华饮食之根的美文结集。民以食为天，作者溯古至今，各式美食、流变、烹调及饮食态度。从东坡肉、乌骨鸡到当归鸭啖起，咀嚼肉之况味，再尝鲜海之鲜美，寻味面食、酥炸小点、豆腐，看似家常然个中别有风味。知其典故能食其风雅；溯古至今之饮食面面观，品评酒珍菜美。读来舌底生津，口腹之欲有大满足。
自古以来，菜以人传的例子很多，而最受称道、号称杭州第一名菜的“东坡肉”，绝对是其中之佼佼者。即使清初饮馔名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食以人传者，‘东坡肉’是也。卒急听之，似非豕之肉，而为东坡之肉矣。噫！东坡何罪，而割其肉，以实千古馋人之腹哉？”且“予非不知肉味，而于豕之一物，不敢浪措一词者，虑为东坡之续也。”仍未损其赫赫之名，反而更增添它在中国饮食史上的崇隆地位。
话说大文豪苏轼，自号东坡，十足是个美食家。他在被贬黄州后，家贫身困，吃不起当时贵重的羊肉，好吃的他，脑筋只好动到“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同时“价贱如泥土”的“黄州好猪肉”，终于研究出“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的红烧肉。从此之后，当他在“夜饮东坡醒复醉”之余，“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食乐，不亦快哉！
尽管中国许多地方都有独门的“东坡肉”，然而，杭州人认为只有他们所烧的“东坡肉”，得东坡真髓。原来苏轼官钱塘太守时，为了疏浚西湖里的淤泥，乃征召民夫掘泥筑堤，此即当下“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公堤”。由于民夫卖力赶工，自然损耗不少体力，为了弥补慰劳，加快筑堤速度，苏太守便想起他当年在黄州时的红烧猪肉，遂注入黄酒于大锅内，烧给大伙儿吃，效果出奇的好，百姓感其德泽，世代流传此一烧法，号称“东坡肉”。
其实“东坡肉”之名，始见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篇》，指出：“肉之大胾（即块）不割者，名‘东坡肉’。”其烧见于清代的《调鼎集》，云：“肉取方正一块，刮净，切长层约二寸许，下锅小滚后去沫。每一斤下木瓜酒四两（福珍亦可），炒糖色入。半烂，加酱油。火候既到，下冰糖数块，将汤收干。用山药（蒸烂去皮）衬底。肉每斤入大茴三颗。”至于其滋味，则载于杨静亭所撰的《都门新咏》，略称：“原来肉制贵微火，火到东坡腻若脂。像眼截痕看不见，啖时举箸烂方知。”简简单单四句，描绘入木三分，至今流行不歇。
我新近在的“杭州酒家”，尝到其招牌名馔“东坡肉”，但见色泽红润，入口汁浓味醇，肉酥烂而不柴，皮爽糯而不腻，取此下饭佐酒，好到齿颊留香，无法形容其美，难怪见重食林，甚为饕客喜爱。
关于豆腐的起源，一说孔子所处时代即有，一说则是始于西汉淮南王刘安。支持前者的人甚少，后者自宋以来即广为流传。其最有力的，即是大儒朱熹的一首咏豆腐五言绝句，诗云：“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并自注“世传豆腐本乃淮南王术”。日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叶子奇的《草木子》、罗颀的《物原》等古籍，皆此一说法，堪称取得共识。
考古的盛行和斩获，确实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公元1959—196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出两座汉墓，皆为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左右）遗址，其墓中的画像石上，即有生产豆腐的场面。经过一些专家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排除该图反映的是酿酒或制作酱、醋之场景，只可能是做豆腐。所以，豆腐的起源确定为汉代。刘安做豆腐的传说，似乎不是子虚乌有。
在制作豆腐时，水磨（可石制或陶制）必不可少。目前出土最早的石制水磨，乃1968年在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中发现的。它分上、下两扇，以黑云母花岗岩打制。石磨顶部，中心内凹，四周起沿，便于注水。且石磨下部尚无磨盘和水槽，但有一比石磨还大的青铜漏斗，漏斗若盆状，中心有漏孔。石磨就置于漏斗中央。磨出的浆液汇到漏孔流下，下有容器承接。由这盘水磨观之，仍保留着源自旱磨的特征，实为水磨发展的初期形制，何况有了铜漏斗，用它来磨制豆浆是蛮合适的。这墓的主人刘胜，比淮南王刘安谢世的时间，略晚个十余年，从而可以断定，这水磨制作的年代，与相传为淮南术的发明时间，在基本上，可说是相当的。
豆腐到底为何人所创，目前虽尚无，但业豆腐者，以豆腐发明自淮南王刘安，故尊之为刘祖师。且以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为其诞辰，例有醵资庆祝之举。1935年时，上海豆腐业已有同业公会之组织，特由该公会发起，于当天雇用鼓乐，开筵庆祝，以示崇仰。不过，并非所有豆腐业者均刘安，亦有乐毅、范旦老祖、清水仙翁、杜康妹、孙膑、庞涓或关公者，可谓莫衷一是。
还是苏轼的见解高明，他在诗中云：“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认为这种“乱天真”的豆制品，是由穷人巧手制作而成的，只是在何种下制成，他并没有答案。有些学者主张：“豆腐制法与炼丹有密切关系”，认为炼丹用豆浆来培育丹苗，无意中发明了豆腐。而淮南王无疑是当时炼丹最出名的。于是豆腐的创造虽出自群众智慧，但人们总习惯找一个的人物来当作代表。刘安能雀屏中选，显然是事出有因。
眼皮跳测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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