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8月21日上午，之女汪延群在接受采访时，原任中央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在逝世，享年99岁。
长期负责警卫工作，是最信任的人之一。逝世后，在“”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副等等职，并于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职务，后担任中顾委委员。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出身贫寒，13岁参加土地，16岁就加入了中国。他参与了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1935年随部队长征。到解放战争前，已经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与
1947年初，被调到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时值军胡南部大举进攻延安。3月18日，时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接到命令执行等领导和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的任务。
此时军前锋距离中央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不到10公里的程，却对等人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为了打破僵局，就排一个人替看敌人。毛随即回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马上表示“怎么不敢？只要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随后他带着一个排完成了“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的命令，因而深受毛的信任。
建国后，担任了中央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及的安全工作，这充分表明对的信任。
出访苏联，被任命全权负责此行的工作。在专列途径沿线的每一个桥梁、涵洞、制高点都安排了足够的兵力负责警卫工作，而汪本人则负责的贴身警卫工作。只有和警卫人员和在专列上共用一个车厢。
外出视察，大都是由负责警卫工作。毛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负责。
对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也不清楚，但一般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要想知道的行踪，需要向打听。因为直接负责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
1970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曾说有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排名仅次于、和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会议中鼓吹“天才论”遭到严厉。在会上也发表了支持陈观点的言论，用汪的话说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在发言后与其谈话，两天后写好书面检讨，经毛审阅后其检讨印发全会。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被，后被。但是汪的地位丝毫没有收到。
1966年10月，在广场，副驾驶座位上是
对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说的没错，后来真的立了大功。
粉碎“”建奇功
1976年9月，逝世时情景，左起依次为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姚文元、、
1976年9月9日，逝世。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在参加吊唁仪式的第二天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见面后便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时马上表示了对一伙的强烈不满。接着问：“现在他们还在活动吗？”答道：“这两天在跑到毛住地，要看那里的文件，被后大为不满，她又要了。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9月15日，和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向做了汇报了的动向。这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随后“”的计划也取得了的支持。
“”也在加紧行动，为了争取对思想的解释权，提出，要求将手稿交给毛远新保存。在当时的氛围下，“”如果掌握了的手稿，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全党。然而明确表示反对：“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
在“”加紧的时，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来到在南楼的办公室，对说：“我看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你考虑好了吗？”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分别单独去了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的问题。
当天，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的武健华等人到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要采取行动”。
向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任务，确定了解决“”的顺序，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到达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并要求征求的意见。
次日下午，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向做了详细汇报。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
方案确定后，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纪念堂选址问题。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的具体行动方案。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的地点等，还要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后问：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签了自己的名字。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制订的方案并批准立即组织实施。
6日上午，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同志的，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纪念堂的方案和毛故居的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
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依靠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还完成了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
后来回忆说：“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身边的贴身卫士张参谋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据他回忆，“准备10号搞，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行动），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
“不一会，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要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员，要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毛开创的。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要；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怎么办？”
这一点是考虑到王洪文身边常常带短枪，、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毕竟军人出身，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如果有人，你们就往死里打，了你们没有责任！”
10月6日晚7时，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
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局常委会。当时，、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
张春桥第一个到，迅速被制伏。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拼命。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在顺利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风趣地对、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命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实施，进行得同样顺利。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向了中央的决定。此时的关心的却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交给。
最后解决的一个人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回忆称：我怕再发生意外，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也没有，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了的指令，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就此，“”全部，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10月6日晚11时，中央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的情况。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
淡出舞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召开。、、、、、（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在1977年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局常委、中央副。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的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结束，但“两个凡是”的还阻碍着中国的前进。而选择站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凡是毛的，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边。
人民网刊载于光远《“功臣”1978年为何被点名？》一文这样评价：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和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对解决“”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出了严厉的：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的话批。有的不仅针对毛，也是针对华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80年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局常委、中央副的职务。人民网评价其“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现在人钻钱眼里了
1992年10月9日，向（左二）等中顾委老同志敬酒
说自己退休后早晨、上午看“”、和读书，会客大多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的，7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约1小时，之后如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就寝。他说，生活要有规律才好啊。
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有他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他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
2009年11月，让他的女儿汪小燕代表他参加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联谊会。汪小燕告诉大家，父亲身体健康，也很关心时政新闻，还常常看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资料。
90年代后和，除了见面之外，已经很少和别人联系了，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和，说他是为、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撰写关于警卫的回忆录，并且出价不菲，一律遭到的，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他老人家了。”
许多年来，对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的生辰、忌辰，都会到毛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怀念之情。其《日记》就是为纪念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
《南方周末》在11年采访后这写道：“95岁的原中央副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综合自：人民网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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