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绝杀》作者张景龙教授。
浦市民居。
星辰在线-长沙新闻网4月18日讯(田茂军)吉首大学教授张景龙先生的《暗战绝杀》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谍战小说，故事发生背景就是作者的故乡浦市。作为湘西著名的四大古镇之一，浦市的民俗风情在本书中得到真实生动的展示，使得本书具有浓郁的文化史志的素质与文史资料的价值。作者在进行传统的谍战情节设计时，围绕故事的推进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对浦市地区的民俗进行了大量精心细致的描写，使得读者除了体验紧张刺激的审美感受之外，也了解到浦市本土民俗中那些独特的风情，认识到它们在塑造人物时不可缺少的烘托作用。比如辰河高腔，端午龙舟赛，庙会，茶馆，码头，民间行帮与会组织以及独特的婚姻习俗等。
辰河高腔广泛流传于湘西州以及毗邻的怀化市、贵州的铜仁、松桃、印江、镇远和酉阳、秀山等县。小说中，作为浦市流行的地方戏剧，书中进行了较多的笔墨介绍。来自河南的袁小林听说过辰河高腔：“只听说你们浦市辰河高腔是一绝”，作者又通过陈瘸手的介绍，详尽介绍了辰河高腔的具体分类：围鼓戏，矮台戏，高台戏。这些不同的名目，各有各的特点，围鼓戏只唱不演，类似于茶馆唱曲，矮台戏则在土地庙外，使用木偶的形式进行表演，而高台戏则唱念做打齐全，属于正规的大型演出，要在专门的戏台表演。陈瘸手嫌弃矮台戏差，小孩吵，白天去茶馆听戏，可见矮台戏属于浦市普通大众的消遣方式，不适合陈瘸手以及袁小林这样有身份的人去看，否则有失身份。
关于辰河高腔的特点，作者巧妙地通过书中人物去感受。在听围鼓戏时，袁小林觉得“演员唱到高声部时，唢呐帮腔的那一声，悠扬悦耳，简直美妙极了!”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弄得一旁的陈瘸手怀疑他可能听得懂浦市本地土话。可见辰河高腔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有很大部分表现在唱腔的独特音韵上。河南小伙袁小林与高腔产生的共鸣，也证明了人类对艺术欣赏的共通性。
著名高腔折子戏是《目连传》，它有着令人瞩目的长度，书中介绍：“起初共七大本，后来越演绎越多，最后至四十八本目连戏”。全剧仅高腔原型曲牌就达二百多支，还有一百多支打击乐牌。从历史展现的角度来看，这样长度的戏剧剧本，即可以视为戏剧本身的艺术成就，也从侧面展现出这种艺术形式之下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与观众的追捧与热爱，如果没有浦市商业的发展与相对富庶的，没有当地一大批热爱高腔的观众，就不会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地方戏剧。
书中的主人翁姚逸才也是一个准戏迷。在姚逸才前往忠义宫欣赏辰河高腔的情节中，有一段关于《刘氏归阴》“杀叉”绝技的描写，“若遇到有杀叉表演，则开演前必须到棺材店抬一口新棺材”这是以备演员意外死亡之用，而且表演前必须杀雄鸡一只，为杀叉表演的演员辟邪。作者善于将人物描写与民俗描写相结合。在观看杀叉表演时，姚逸才这个地道的浦市人，“仍然紧张的透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把《刘氏归阴》一折看完，才重重呼出一口气。”
小说中以白玉馨为代表，较为系统的展现了辰河高腔演员的状态。白玉馨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因为性格开朗而学习高腔，并进入戏班表演，小说中白玉馨进入戏班初时受到其父的，从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演变来看，其父对于女儿进入戏班的态度，实际上是当时整个民间对于女戏曲艺人的态度，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好女不上台”。其后小说中片段“又到高腔换场景时，锣鼓唢呐连天响。这个时候场上会休息几分钟，一来让观众方便一下，二来让捧场的达官富豪们给喜欢的演员打点赏钱。”展现出旧社会艺人靠人“捧”，靠人“赏”的无奈辛酸境地。另外，白玉馨的孪生姐姐白玉兰也是因酷爱辰河高腔戏而误入风尘，成了浦市镇上的名妓。但小说写姚逸才借探监采访为名暗访地下党庄飞，要求翻译日本间谍密码，却是通过白玉馨牵线搭桥，白玉兰利用长的贪色本性，最后顺利破解日谍情报。在这里，白玉兰不惜以而成全姚逸才的“工作”，一个爱憎分明，深明的刚烈女子跃然而出，令人唏嘘和。
“万寿山”是小说中人物描写与情节发展的重要桥段。作为一个浦市民间地下一个带有性质的行帮组织。书中姚怀介绍：“万寿山的人分三个层次：上四排哥子，是堂主，各位大爷 ，三爷;中四排哥子，是五哥 、六哥 、七姐 、八妹、 九哥 ，下四排哥子就是老幺。”这种严格的身份制度，作为万寿山的存在方式，为行会内外个体所。万寿山的帮规十分严苛，书中姚怀念了一首歌诀：“上四排哥子犯了教，自己腰刀自己剽;中四排哥子犯了教，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四排哥子犯了教，四十军棍定不饶!”万寿山中上两个阶层的人物犯了任何一条帮规都是死刑，而老幺们则相对较为宽松，只是对“丢人卖客”(兄弟)和“倒穿花鞋”(与兄弟妻子私通)为死刑。万寿山作为帮会组织有着一种较为朴素的“公平”以及“义气”观念。从深层次来看，这样的帮规，是浦市民间在具体民间组织上的简约集中的体现。而严格的身份制度，亦有着等级观念这样的传统心理烙印。在这里，万寿山见面的切口以及帮会手臂上的纹身都是作者通过大量的与调查材料采集而得，并非完全虚构。浦市地区民间力量聚合在一起，力图在战火纷飞、官匪的夹缝里寻机。这些均有出色描写。
当袁小林和陈瘸手因为误会与麻阳的“船古佬”打架时，“船古佬”们看见万寿山大姐肖明玉加入袁小林一方，“其中几个年龄稍大些的脸色立时就变得有些恐惧起来”，可见万寿山的庞大。小说中，万寿山有着红旗与黑旗的划分，红旗对内，黑旗对外，从其开香堂，并且黑白两道的来看，万寿山已经实际上成为浦市当地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准性质的组织。
万寿山之所以聚合起民间各个阶层的，正是因为当地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帮规中民间的号召力。但是当严格的帮规和身份制度为日本间谍所利用时，又成为大师兄姚怀的重要助力。从文本结构上功能上也引出曲折复杂与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
书中描写了另外一个民间组织是同善社。万寿山以男性为主，同善社以女性为主。小说中，自称为“神教”的同善社，不同于万寿山，同善社自称为教组织，在邀请梁屠夫入社时，一再强调同善社的教性，自称孔子，，释迦摩尼，“用儒教礼仪，做功夫，而证释教果位!”这种类似于朝鲜“东学教”的教组织，1917年得到北洋批准，并以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从而成为一个庞大的教王国。这种教组织在浦市分为男女两个同善堂，各称为乾道堂和坤道堂。
同善社的教活动很多，书中介绍道：“因它主张多神，故农历每月都要做会打醮，但主要的活动则是做龙华会和招收新信徒。同善社招收新信徒非常频繁，而且仪式异常诡秘。此外，同善社还经常搞些扶乩、符水治病、传授等活动。”在书中，黄五哥对黄三儿的感到担忧时，请“筲箕姑娘”扶乩，这种教仪式对生活的，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原始巫术的特点，与湘西少数民族巫蛊的传统有着某种契合与关联，而在书中出现的同善社神兵的情节，不禁让人想起湘西地区曾经发生的苗族“跳跳匪”起义的历史往事，以及在京畿地区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书中所描述的同善社员对教的态度是同善社这样的组织在民间得以的基础，同时把同善社这样的教组织，放在当时倭寇入侵，匪患的特殊历史时期来看，同善社的存在也是浦市百姓基本需求的折射与反映。而这儒释道三家的同善社，看似有一种民粹主义，却为外敌利用，打着传统教的，行祸国殃民之实，当然也有女在其中的潜伏与地下活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万寿山与同善社的恩恩怨怨，历史的烟云在这里此长彼伏，这又像一出寓言故事，作者在带着的眼光的同时，又有着深沉的文化反思。
湘西的端午节与外地不同，靠近沅水的古镇浦市，其端午节习俗与众不同。在《暗战绝杀》一书中，对湘西端午节的描写最为生动和全面。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全国人民的重视，而在浦市，端午节的庆祝更是隆重。《暗战绝杀》中叙述，浦市要过两个端午，一是五月初五小端午，二是五月十五大端午。因为当年屈原曾经经过浦市，留下名篇《涉江》《橘颂》，所以浦市人对于屈原有着独特的感情，在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还要进行为期十天的赛龙舟比赛，与其他湘西古镇不同，由于这里江面宽阔，龙舟比赛可以进行横江赛，而不是像其他地区只能顺江划龙舟。比赛时，浦市以及周围各村派出的龙舟以旗子颜色划分，相同颜色不比赛，不同的颜色靠近就可比赛，“按浦市风俗，村寨在大河边的用红旗，在小河边或溪边的用白旗，外来龙舟一律用黑旗”，而岸上的观众都会准备东西犒劳自己支持的船队，不同船队的桡手们会互相“哦嚎嚎”的挑衅。
袁小林在观看赛龙舟时，看到“大码头更是人头攒动，沿河两岸全都是人，再往对河看，对河沿岸也是人山人海。”而河里也是热闹非凡，“满江都是龙船，有的游弋热身，有的在慢划寻找战机”。可见当时浦市端午节龙舟赛的盛况，热情高涨，桡手信心满满。作者通过一个传说来说明当时民间为龙舟赛加油的热情与“曾经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在岸上给自己村里的龙船呐喊助威，边喊双臂还不由自主地帮忙使劲。等龙船分出输赢以后才发现，怀里的婴儿早被她搂得窒息身亡了。”这个故事虽然有些，但是对于龙舟赛的关注与投入却跃然纸上，观众们为自己支持的船队燃放鞭炮，献上点心，奉送红包种种行为，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当时传统文化民间基础牢固，节庆活动活态传承情况良好，民间文化生命力旺盛的真实写照。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民俗生态圈中，外来的机关也被吸引加入，小说中的华团长，为了龙舟比赛，训练手下士兵，当看见士兵们乱划桨的状况，华团长差点拔出。这样幽默的叙述，让人忍俊不禁，表现出浦市地域文化对外来者的吸引力，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中，书中所表现出的端午龙舟赛依然让人向往不已。
笔者通过阅读，发现在设计日方间谍进入兵工厂的过程中，作者选择了浦市婚嫁这个习俗，既是情节的自然发展结果，也显示出田本山等日本间谍的用心，作者通过描写婚嫁这一传统喜庆的庆典来反衬局势危急，产生一种表面狂欢与暗中恶斗之间的对比与悬念感。小说中对于婚嫁的描写还带有浓郁的湘西本土特色，真实而自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女主角林芳丽的埋下了伏笔。
婚丧嫁娶作为民间生活的重要仪式，一直以来是研究地域文化的关键材料，小说的作者身为当地人，对浦市地区的婚姻仪式有着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与的了解。在日本特工通过婚嫁混入十一厂的情节中，作者对浦市的婚嫁过程进行了较细致的介绍，女方嫁女时，需要贴上大红对联的大门，“黑压压一大群准备送亲的人”，以及在窗户贴上大大的双喜字，按照浦市风俗，女方会大门紧闭，把男方接亲的人关在门外。主家的人手上抹上桐油和锅灰，不时往男方接亲者脸上抹。而接亲的人不能，新郎则要向门缝里塞红包“开门利市”，直到女方满意了，新郎的队伍才能将新娘接走，而且，作者交代道：“本来按风俗，女方上轿要自己兄弟背”。
根据小说的描述，可以发现，浦市地区的婚嫁过程与传统的汉族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浦市处于汉族、土家族、苗族三个文化圈的交汇点，即汉族文化圈，土家族文化圈，苗族文化圈，所以对汉族一些传统有所改变，对少数民族的一些婚嫁习俗有所吸收而导致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婚嫁现象。婚嫁过程中，女方对男方娶亲队伍关闭大门时，苗族采取的开门方式是对山歌，土家族则是哭嫁，而浦市群众则既不对山歌也不哭嫁，只是吸收了闭门的这种形式，而男方要求开门的方式则是采取通过门缝塞入汉族传统的“利市红包”这种行为。通过作者对浦市婚庆的描述，浦市地区民族融合程度可见一斑。
《暗战绝杀》虽然是一部谍战小说，但是由于作者幼年的生活经历，书中对浦市的民俗描写，完全可以成为研究了解浦市地区传统民俗生活的重要资料，这里只是简要的对文中的一些民俗描写进行分析，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对于此书的民俗价值进行深入发掘与研讨。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党总支，文艺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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